云南昭通人。文学博士，北京大学艺术学博士后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著有诗集《坐在对面的爱情》、散文集《华服》、学术批评集《碧漪或南红：诗与艺术的互阐》。在《南方周末》《汉诗》开设批评专栏。曾获《十月》诗歌奖、北京诗歌节银质奖章。
我上了火车，柔软的金光逶迤而来，斜斜地贴在玻璃窗上。这是兰州的初夏，K858次列车整装待发。我坐的是硬卧，这当儿，我把背包往床上一搁，开了一罐雀巢咖啡，消磨着发车前的空当。
一群老太太鱼贯而入，呼朋引伴，沉寂的车厢被她们爽利的四川话烹沸了。她们大约20来人，皆60岁上下，有的还戴着旅行社的鸭舌帽。我这隔间也涌进4位老太太，刚坐下，她们就从随身携带的包里取出酒店标配的纸拖鞋，七手八脚地换了鞋。
最后上来的，是个30多岁的女人。她体态微丰，一袭翠绿的雪纺长裙，更是衬得面若银盘。只见她头发绾成了一个髻，髻上插着一支步摇，人动，步摇也动，人停，步摇仍颤动。她放下行李，不声不响地坐下，老太太们正忙着传看旅游纪念品、计算出游账目，我倚在床头看书。中午来火车站前，我先去买了本雅明的《柏林童年》。火车开动了，我翻看着书中的黑白照片，不知不觉间，贴在窗上的金光溜走了。
老太太们闲下来了，开始把注意力转向翠裙女子。整个下午，她都斜坐在床脚，两手交扣着搭在膝上，一动不动，活像个认真听讲的小学生。不对，她并没有认真听讲，而是在专心地出神——她注视着对面的走廊，窗外，绿洲和土塬交替飞闪，大地磅礴孤独。蓦然，只听老太太们问她要去哪，她方回头蹦出一句：“去成都哟！”
老太太们挺开心：“成都就是终点站啰！我们也到成都，还要转车回宜宾。姑娘，你家就在成都哦？”她收拾起思绪，笑着摇了摇头：“我家在绵阳。”“那怎么不在绵阳下？这趟车不是经过绵阳吗？”“我还要先回成都办点事，过几天再回绵阳哟！”
老太太们又问我，我说我到阳平关下，再从那里转车去汉中。大家就此摆谈起来，我才知道这群老太太是宜宾某医院的退休职工。她们已经出来旅游了一个月，先在甘肃玩了一圈，又在兰州跟团去了俄罗斯。“小姑娘，你们比我们年轻时幸运多了，一定要多出去走走。”她们对我说。
巴蜀自古不乏热情疏朗者，三下五除二，聊天便节节推进。老太太们连声询问，翠裙女子娓娓答来。原来她这次去兰州是为了看儿子的。前几年，她离了婚，孩子跟着爸爸，她则只身回到四川，如今在绵阳经营一家服装店。
“看你年龄，就跟我女儿差不多大。怎么要想着离婚呢？”有老太太问。“刚结婚那几年，我们感情很好的。后来两人性格不合，三天一小吵，五天一大吵，不如各过各的好。”“那你得有多想娃娃，娃娃肯定也想你。也是难以两全喽。”翠裙女子从容叙述着：“这次回兰州，我每天接送娃儿上学。早上我从酒店去家接他，送到学校；下午又把他从学校送到家，我再回酒店。就这样几处跑，后来公婆硬是让我搬来家里，说这样方便多了，反正娃儿也黏我。我只好又住了一个多星期。娃儿他爹没在，他今年都在武威那边忙工程；他若在家，我是不可能去住的。”
天光渐收，翠裙女子的脸上却一点点舒展开，漾出了神采。有个老太太忍不住赞道：“姑娘，你真漂亮！”我们也连连附和。翠裙女子不好意思了：“我还觉得自己胖呢，该减肥了！”老太太继续捍卫己见：“就是要胖点才好看，你这样是健康美！”
说着，已到饭点。老太太们打开旅行包，把提前准备好的食物一样样拿了出来，招呼着我们吃。我原打算在车上买盒饭的，包里只剩一块小面包，实在拿不出手。正在按兵不动，翠裙女子就取出两个不锈钢的双层保温饭盒，一盒摆在桌上，对老太太们说：“阿姨，你们尝尝这个焖面，是我婆婆做的。”又将另一盒的下层自己留着，上层递与我：“妹儿，吃过河南焖面没有，快来尝尝。”我摆手拒绝，她坚持要给：“盒饭哪儿都能吃，今天你就吃姐的焖面吧。”我素日在外旅行惯了，在火车上也吃过别人给的东西，再加上没吃过焖面，好奇心打败了矜持，遂将饭盒接了过来，又把包里剩的一罐咖啡赠与她。
她接了咖啡，递给我一双一次性筷子。原来她婆婆心细，想着她路远，不仅做了足够的焖面，而且还为她备了好几双筷子。我揭开饭盒盖，还未及看清焖面的真面目，一股面香已缠着乳白的热气扑面而来。我再定睛一看，只见根根分明的面条与切成长条的扁豆交织在盒中，面条金棕，扁豆略显深绿。这面条口感筋道，较之南方各路面条又另具一味。我慢慢吃完，车厢里的灯方亮起来。
老太太们对焖面亦赞不绝口。扁豆焖面和宜宾燃面相比，差异可不是一般的大。她们不一定习惯焖面的味道，但称赞一定是真诚的。一老太太想起了什么，问：“姑娘，你在兰州那些年，都是吃面食咯？”翠裙女子说：“公婆是河南人，家里主打面食。有时我和前夫出去吃饭应酬，甘肃那边也是以面食为主的。”老太太听闻，叹道：“不容易啊！如果让我顿顿吃面食，肯定受不了。”翠裙女子淡淡笑道：“时间久了就习惯了，我还学会做馒头了呢。”
睡前，翠裙女子对我说：“妹儿，羡慕你呢，都要读研究生了。我没上过大学，结婚太早，只希望我儿子以后能考个好大学吧。你要珍惜现在的学习机会，你年纪轻轻就去了那么多地方，以后的人生还会更精彩。”
第二天清晨，火车到阳平关，竟只有我一个人下车。我离开时，车厢里的人还在睡梦中。我打着伞，在站台上站了一会儿，就算是和萍水相逢的人们告别了。多年后，我在自己的散文集《华服》里写到了丽江、海口、天水、杭州，写到了皖南、企沙、福山，但有更多的旅程，包括这一段，都没有记下来。后来倒是有一篇论文《未来、远方与怀旧——“火车”的现代诗学形象》，我把它收入了自己的批评集《碧漪或南红：诗与艺术的互阐》。我在文中提到，火车曾是现代性的象征，如今随着高铁的普及，传统的绿皮火车不再表征速度与现代性，而是成为一个怀旧的意象。K858次列车也不例外，我上网查询它的近况时，发现它早已提速，沿途的诸多小站，包括阳平关，都不再停靠。这些变化是历史的必然，大量的往事注定只能活在我们的记忆中，而就在我们存在的此刻，时间的车轮仍在滚滚向前。
我想把这次旅行写下来，已是来北京生活后的事了。一个冬夜，我和兄弟在饭店小聚。我看到菜单上有扁豆焖面，就点了一份。待服务员端上焖面后，我对兄弟说：“我想起了第一次吃焖面时的情形。”他问是什么情形，我说：“在火车上。”他还要细问，我已用筷子挑起焖面，准备开吃——我突然意识到，要把这个故事讲完整，是会颇费些时间的。因为，我想讲的不只是焖面，甚至也不只是翠裙女子，还有我在火车上度过的青春，有那些岁月里无限的山河与人们。
